是否亲生关系的直接科学证据为亲子鉴定，但在无法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情况下如何判定亲子关系的成立在司法实践中判法不一。本案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两个方面推定了亲子关系是否成立，对判定亲子关系是否成立及此类问题的认定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一审：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2013）密民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终字第14203号民事判决书

2012年12月，冯艳洁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我与冯艳丽、冯艳梅系同父异母之姐妹关系。我母刘彩华于2003年7月10日与冯振军离婚，冯振军于2005年12月14日去世。冯振军去世时遗留北京市密云县宾阳里46号楼1单元402室房屋（以下简称402室房屋）一套，现要求依法分割该房屋。

冯艳梅等八人辩称：冯艳洁之母与冯振军离婚时未怀孕，故冯艳洁无原告主体资格，故不同意冯艳洁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冯艳丽、冯艳梅系姐妹关系，与冯振军系父女。冯振义与冯振军系兄弟关系；冯秀芝、冯秀兰、冯秀文与冯振军系兄妹关系；杨雪梅、杨雪松之母冯树林与冯振军系姐弟关系。冯艳洁之母刘彩华于2003年7月10日与冯振军协议离婚，并约定402室房屋一套归冯振军所有。冯艳洁于2004年1月17日出生。冯树林于2003年去世，冯振军于2005年12月14日去世。冯振军、冯振义、冯秀芝、冯秀兰、冯秀文、冯树林之母王书华于2012年8月12日去世。

冯振军去世后，冯艳洁之母刘彩华将该房屋卖与他人，为此，王书华、冯艳丽、冯艳梅于2007年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刘彩华与他人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后经（2007）密民初字第40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其买卖合同无效。判决后，刘彩华不服，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作出（2008）二中民终字第03774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07）密民初字第403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王书华、冯艳丽、冯艳梅的诉讼请求。2009年，王书华、冯艳丽、冯艳梅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2008）二中民终字第03774号民事判决，维持（2007）密民初字第4032号民事判决。2011年，刘彩华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原审中，冯艳洁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证明其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1.《出生医学证明》，该证明载明新生儿冯艳洁，母亲刘彩华，父亲冯振军，接生机构密云县妇幼保健院；2.《密云县妇幼保健院手术同意书》，该同意书上载有“冯振军”签字；3.《保险金领取通知书》，该通知书载明：冯艳丽、冯艳梅、王书华、冯艳洁为被保险人冯振军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如无异议将向上述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4. 密云县太师屯镇头道岭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载明冯振军与刘彩华离婚后一直以夫妻身份生活在一起。冯艳梅等八人对上述证据予以否认，并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明冯艳洁并非冯振军之女：1.《女性孕情诊断证明》，该证明记载：姓名刘彩华，原配偶冯振军，经诊断未发现妊娠，并盖有密云县妇幼保健院门诊专用章，时间为2003年7月5日；2.《离婚协议书》，该协议上子女抚养一栏为无；3.《离婚谈话笔录》，该笔录中询问婚后有无子女等，答无。冯艳洁对此予以否认，称刘彩华与冯振军系假离婚，之所以开具《女性孕情诊断证明》系为生孩子而找别人代替检查开的证明，离婚后其与冯振军还在一起生活。

因冯振军死亡，无法做亲子鉴定，冯艳洁提出与冯艳梅等八人做亲缘鉴定，冯艳梅等八人拒绝配合做亲缘鉴定，并明确表示不对《密云县妇幼保健院手术同意书》中“冯振军”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提出冯艳洁不具有主体资格。

关于402室房屋的来由，冯艳洁提供一份太师屯镇企业总公司2007年12月13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及一份2006年1月19日的银钱收据复印件。该《证明》载明：402室房屋系太师屯镇企业总公司的顶账房，原价325 000元，经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以250 000元卖给冯振军，冯振军交款35 000元，用一辆捷达车顶款85 000元，下欠120 000元由刘彩华于2006年1月19日交款。该银钱收据载明收到刘彩华402室房屋房款120 000元，收款人为太师屯镇企业总公司。冯艳梅等八人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

经冯艳洁申请，原审法院通过北京市高级法院摇号程序委托北京京港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402室房屋进行了价格评估，评估总价为2 050 474元。

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法院于2014年7月30日作出（2013）密民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坐落于密云县宾阳里46号楼1单元402室楼房一套归冯艳梅等人所有。二、冯艳梅等人给付冯艳洁应继承的房产份额折价款五十四万一千零九十七元三角，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给付。宣判后，冯艳梅等人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2014）三中民终字第1420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冯艳梅等八人的上诉请求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冯艳洁与冯振军是否系父女关系。

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规则既说明民事诉讼所认定的事实属于法律事实，符合民事诉讼的普遍规律和证明要求，也表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本案中，冯艳洁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密云县妇幼保健院手术同意书》、《保险金领取通知书》、化验报告单、B超检查记录、住院病历材料等虽不是冯艳洁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的直接证据，但《出生医学证明》上载明的母亲为刘彩华、父亲为冯振军；《密云县妇幼保健院手术同意书》中有冯振军的签字同意；冯艳洁与冯艳梅、冯艳丽、王书华共同领取过冯振军的死亡保险金；化验报告单、B超检查记录、住院病历材料亦证明了刘彩华怀孕并于2004年1月17日孕39＋2周时行剖宫产术生产的情况，且根据冯艳洁提供的刘彩华B超检查记录，刘彩华2003年9月10日为孕20＋5周，由此推定刘彩华2003年4月即已怀孕，而刘彩华与冯振军离婚日期为2003年7月10日，故刘彩华与冯振军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已怀孕。因此，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已然达到证据规则所要求的证明标准，足以推定冯艳洁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

相反，冯艳梅等八人提供的《女性孕情诊断证明》虽记载2003年7月5日刘彩华经诊断未发现妊娠，但该证明与刘彩华2003年4月份即已怀孕并于2004年1月17日生产的事实不相符合，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排除，其提供的《离婚协议书》、《离婚谈话笔录》亦不足以证明刘彩华与冯振军没有子女，故冯艳洁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冯艳梅等八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对冯艳梅等八人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冯艳梅等八人虽称冯艳洁系在冯振军与刘彩华离婚后出生，但冯艳洁是否在冯振军与刘彩华离婚后出生与冯艳洁与冯振军是否系父女关系并无直接关系，并不能由此否定其不是冯振军之女。

另一方面，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举证责任包括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亦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本案中，冯艳洁已就其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提供了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冯艳梅等八人并未提供充足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经原审法院释明后冯艳梅等八人仍拒绝配合做亲缘鉴定，亦明确表示不对《密云县妇幼保健院手术同意书》中“冯振军”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导致法院无法得出冯艳洁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的直接证据，故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亦可推定冯艳洁的主张成立即冯艳洁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

关于冯艳梅等八人所称其原审之所以不同意作亲缘鉴定及笔迹鉴定，是因为亲缘鉴定本身有风险，会对人身造成伤害，而且也得不出父女关系的结论，关于笔迹鉴定也因冯振军去世而无法作鉴定，故亲缘鉴定及笔迹鉴定都没有作的必要一节，该理由并非其不同意作鉴定可以不承担不利后果的合法理由，且笔迹鉴定亦不因冯振军去世就必然无法作出，故本院对其所述无法采信。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本院确认冯艳洁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冯艳洁与冯振军是否系父女关系。是否亲生关系的直接科学证据为亲子鉴定，但在无法做亲子关系鉴定的情况下如何判定亲子关系的成立在司法实践中判法不一。在无法做亲子关系鉴定得出是否亲生关系的直接科学依据的情况下，法院可根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及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推定亲子关系是否成立。

首先，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规则既说明民事诉讼所认定的事实属于法律事实，符合民事诉讼的普遍规律和证明要求，也表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本案中，冯艳洁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密云县妇幼保健院手术同意书》、《保险金领取通知书》、化验报告单、B超检查记录、住院病历材料等虽不是冯艳洁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的直接证据，但《出生医学证明》上载明的母亲为刘彩华、父亲为冯振军；《密云县妇幼保健院手术同意书》中有冯振军的签字同意；冯艳洁与冯艳梅、冯艳丽、王书华共同领取过冯振军的死亡保险金；化验报告单、B超检查记录、住院病历材料亦证明了刘彩华怀孕并于2004年1月17日孕39＋2周时行剖宫产术生产的情况，且根据冯艳洁提供的刘彩华B超检查记录，刘彩华2003年9月10日为孕20＋5周，由此推定刘彩华2003年4月即已怀孕，而刘彩华与冯振军离婚日期为2003年7月10日，故刘彩华与冯振军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已怀孕。因此，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已然达到证据规则所要求的证明标准，足以推定冯艳洁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

相反，冯艳梅等八人提供的《女性孕情诊断证明》虽记载2003年7月5日刘彩华经诊断未发现妊娠，但该证明与刘彩华2003年4月份即已怀孕并于2004年1月17日生产的事实不相符合，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排除，其提供的《离婚协议书》、《离婚谈话笔录》亦不足以证明刘彩华与冯振军没有子女，故冯艳洁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冯艳梅等八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本院对冯艳梅等八人提交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冯艳梅等八人虽称冯艳洁系在冯振军与刘彩华离婚后出生，但冯艳洁是否在冯振军与刘彩华离婚后出生与冯艳洁与冯振军是否系父女关系并无直接关系，并不能由此否定其不是冯振军之女。

其次，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举证责任包括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亦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本案中，冯艳洁已就其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提供了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冯艳梅等八人并未提供充足的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经原审法院释明后冯艳梅等八人仍拒绝配合做亲缘鉴定，亦明确表示不对《密云县妇幼保健院手术同意书》中“冯振军”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导致法院无法得出冯艳洁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的直接证据，故其应当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亦可推定冯艳洁的主张成立即冯艳洁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

关于冯艳梅等八人所称其原审之所以不同意作亲缘鉴定及笔迹鉴定，是因为亲缘鉴定本身有风险，会对人身造成伤害，而且也得不出父女关系的结论，关于笔迹鉴定也因冯振军去世而无法作鉴定，故亲缘鉴定及笔迹鉴定都没有作的必要一节，该理由并非其不同意作鉴定可以不承担不利后果的合法理由，且笔迹鉴定亦不因冯振军去世就必然无法作出，故本院对其所述无法采信。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本院确认冯艳洁与冯振军系父女关系。

本案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及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两个方面对判定亲子关系是否成立及此类问题的认定具有实际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