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于欺诈性抚养可按侵权责任法理论来定性和处理——王甲诉刘某、江某侵权责任纠纷案本案要旨：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乃至离婚后，女方故意隐瞒其子女非与男方所生之事实，使男方误将子女视为亲生子女予以抚养的行为，系欺诈性抚养。欺诈性抚养不仅侵害了无抚养义务人的人格权，尤其是名誉权，也实际造成了无抚养义务人的经济利益受损，再加之其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行为人有过错、有损害结果发生以及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同时也为无抚养义务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理支持，对于欺诈性抚养可按侵权责任法理论来定性和处理。所谓欺诈性抚养，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乃至离婚后，女方故意隐瞒其子女非与男方所生之事实，使男方误将子女视为亲生子女予以抚养的行为。对于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认定和处理，我国法律并未给予明确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就类似问题有一复函，即《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女方追索抚养费的复函》（〔1991〕民他字第63号），但该复函也未对欺诈性抚养关系的认定和处理作出明确规定。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多采肯定说，但所持理由各不相同，对抚养费返还请求权的性质认定也大相径庭。笔者认为，用侵权责任法理论来解释欺诈性抚养较为合理。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事权益包括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就欺诈性抚养来说，其不仅侵害了无抚养义务人的人格权，尤其是名誉权，也实际造成了无抚养义务人的经济利益受损，再加之其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行为人有过错、有损害结果发生以及两者存在因果关系，同时也为无抚养义务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法理支持，故对于欺诈性抚养可按侵权责任法理论来定性和处理。2.欺诈性抚养案件中，成年子女不同意亲子鉴定的不得对亲子关系进行推定——杨某甲诉万某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案本案要旨：一方当事人仅是怀疑自己与子女不存在亲子关系而未提供必要的证据，而子女已经成年又明确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不宜强制该子女配合鉴定，也不能依据当事人的怀疑认定亲子关系不存在。评析：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能否推定杨某甲与杨某乙之间的亲子关系不存在。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可以看出，在亲子关系的认定上，法律赋予了裁判者“推定”的权利，即在亲子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上，提出请求的一方当事人提供了必要的证据，另一方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可以推定亲子关系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如此规定，让裁判者在双方当事人意见不一致，又无法进行技术鉴定时，有了裁断的依据。但是，如果原告仅是怀疑自己与子女不存在亲子关系而未提供必要的证据，被告又明确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不予支持其诉讼请求。亲子鉴定是确认父母与子女之间亲缘关系的技术性手段，而亲缘关系的认定直接关系着家庭道德、伦理关系和个人隐私问题。在缺乏相反证据证实和一方当事人明确拒绝的情况下，法院可以进行推定。同时，因亲子关系的认定涉及到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以推定的方式认定亲子关系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其结果必然影响到个人的社会评价，甚至对被鉴定者产生影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推定”的适用应当慎之又慎。在一方当事人提出明确证据证明亲子关系可能存在或者可能不存在，对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鉴定的情况下，方可适用。如果一方的证据尚不足以达到前述要求的，则不能适用推定。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的规定是针对诉讼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和意见，未规定对被鉴定人意见的征求。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同意进行亲子鉴定，但是被鉴定人却明确拒绝鉴定，对于此种情况如何处理，法律并无明确规定。在离婚案件中，法律规定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参照该规定，在进行亲子鉴定时，对已满十周岁以上的子女进行亲子鉴定，需要征求该子女的意见。本案中，杨某甲提出亲子鉴定申请，但是经法庭审查，其与万某在婚姻关系存续两年后才生育子女，从时间上推算，该子女应当是二人的婚生子。杨某甲提出万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他人有不正当关系，所生的子女并非是其亲生子，并无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虽万某同意进行鉴定，但是被鉴定人杨某乙明确拒绝亲子鉴定。因此，对杨某甲提出的应推定该子女不是其亲生的理由不成立。第一，亲子鉴定涉及的是个人的隐私和道德品质问题，无论亲子鉴定的结果如何，其带来的都是对个人、对家庭情感上的伤害，这种伤害极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平复，因此对于亲子关系的推定应当持审慎态度；第二，推定的适用应当有非常严格的程序，适用推定时必须要有证据证实才可推定，不能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随意推定；第三，从法益角度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被鉴定人不同意鉴定，最终导致无法鉴定时，如果以保障一方知情权的理由去推定亲子关系存在或者不存在，无疑是以牺牲一方权利的方式来保证另一方的权利，这是不足取的。综上，当被鉴定人已成年，有了一定社会交往的情况下，亲子关系的认定直接与其人际交往、个人情感归宿相关联，是否做亲子鉴定必须征得被鉴定人的同意。在没有证据证明亲子关系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时，不得对亲子关系进行推定。案号：（2015）黔法民初字第06690号；(2016)渝04民终513号3.欺诈性抚养案件中，亲子鉴定结果正式作出后才确切知道侵权事实的，诉讼时效应从鉴定作出时起算——罗某诉周某侵权责任纠纷案本案要旨：欺诈性抚养案件中，无过错方虽在离婚时就知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子女并非其亲生子女的，但亲子鉴定报告才是判断其配偶权利被侵犯的有力证据，即应以报告作出时间作为确知自己权利被侵害时间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即使是离婚后数年才作出的亲子鉴定依然以作出亲子鉴定的时间作为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的开始时间。评析：本案属一般侵权损害赔偿，应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即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周某无充分证据证明罗甲在离婚时就应当知道罗乙并非其亲生子，而罗甲提供的亲子鉴定报告表明罗甲于2010年4月才确知自己并非罗乙的生物学父亲，即罗甲自此才知道其权益受到了侵害，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起算。故罗甲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4.欺诈性抚养案件中，女方应当向男方返还抚养费并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李先生诉唐女士侵权责任纠纷案本案要旨：夫妻双方结婚后女方生育子女，离婚后男方承担该子女相应抚养费等相关费用，后经亲子鉴定男方与该子女不存在亲子关系的，女方应返还男方支付的抚养费等费用并赔偿男方的精神损失。评析：1.欺诈性抚养系侵权行为。《婚姻法》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该义务系父母的法定义务。在无亲子关系，不负该法定义务的情形下，夫妻一方隐瞒真相而使另一方误认为存在亲子关系进而履行“抚养义务”的，这种行为学理上称之为欺诈性抚养。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之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的成立需具备四个构成要件：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欺诈性抚养恰恰满足了侵权行为的上述四个要件。本案中，唐女士在明知或应当知道李某不是李先生亲生女儿的情形下，仍隐瞒事实真相实施欺诈行为，欺骗李先生，李先生基于唐女士的欺骗而误认为李某是其亲生女儿并予以抚养，从而遭受了财产和精神损害，故唐女士的行为侵犯了李先生的合法权益，系侵权行为。2.欺诈方应返还抚养费等相关费用。受欺诈方因受到欺诈而对非亲生子女予以抚养，必然会支付大量的金钱及其他财产性利益，这势必使无抚养义务方因欺诈而错误地处分所有财产，从而导致财产所有权受到侵害。《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返还财产”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受欺诈方作为被侵权方可向欺诈方主张返还支付的抚养费等相关费用，以此来填补自身所受到的财产损害。本案中，李先生由于受欺诈为履行“抚养义务”，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向李某支付了教育费、生活费、医疗费等费用，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失，其财产权益受到了侵害，故可依法向唐女士主张返还该笔费用。3.欺诈方应赔偿受欺诈方精神抚慰金。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人因名誉权、人格尊严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可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是侵权人通过金钱、货币、有价证券等物质形式的赔偿，以缓解、消除其对受害人造成的精神痛苦和精神压力，填补受害人精神利益减损的同时，也对侵权方给予否定性评价。欺诈性抚养中，欺诈方的侵权行为严重侵害了无抚养义务方的人格尊严等人格权利，受欺诈方在抚养非亲生子女的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和精力，当得知所抚养子女并非亲生时，会使其自尊心严重受挫，社会评价降低，因此所受的精神损害是客观存在的。本案中，李先生因确信李某系其亲生女，十余年来不遗余力的抚养李某，得知不存在亲子关系，确给李先生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故唐女士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因受欺诈方对抚养的非亲生子女产生的情感依赖程度并非一样，故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具有不确定性。本案中，可根据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程度、欺诈方的主观过错程度及受诉法院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酌情判定精神抚慰金数额。5.男方明知婚生子女非亲生仍抚养的，不属于欺诈性抚养，离婚时不能追索抚养费——林某诉詹某离婚纠纷案本案要旨：夫妻双方结婚后女方与他人生育子女，男方知道真实情况并自愿与女方抚养非亲生子女的，非亲生子女自受男方抚养之日起与男方已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父子关系，离婚时男方追索抚养费的，法院不予支持。评析：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女方追索抚养费的问题。应分两种情形考虑：一是女方隐瞒真实情况，男方受欺骗而抚养非亲生子女，有人称之为“欺诈性的抚养关系”；二是男方知道真实情况并自愿与女方抚养非亲生子女。针对第一种“欺诈性的抚养关系”情形，有人认为，如果一方完全被蒙在鼓里，替真正有血缘关系的亲生父或母尽了抚养义务，离婚时又不能请求返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支出的抚养费，有失公平。在此情况下，女方应酌情予以返还，才比较公道。针对第二种情形，笔者认为，虽然女方所生子女非男方亲生，但在男方知情自愿的情况下，非亲生子女自受男方抚养之日起双方已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父子关系，男方在离婚时追索抚养费，有悖情理。本案中，被告詹某无生育能力的事实在原、被告进行婚前检查时，双方就已明了。据林某所述，是詹某无生育能力又想“后继有人”，她本人才会在詹某的唆使下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而怀孕。林某的说法虽未得到詹某的认可，但不论林某的怀孕有无经过詹某的同意，是否事出有因，可确定的是，自身不能生育的詹某，对于林某为何会怀孕自然心知肚明，其在明知林某所孕子女非其亲生的情况下，对林某产下詹小某并未表示反对和予以阻止。在詹小某出生后，詹某更视詹小某为己出，与林某一起共同抚养詹小某达4年之久。由此可见，詹某是自愿抚养詹小某的。詹某在离婚时还要求继续抚养詹小某，进一步说明，詹某对詹小某是有感情的，抚养詹小某是其自愿行为。而且自始至终，詹某对詹小某非其本人亲生这一点是明知的。因此，本案并不存在女方欺骗男方抚养非婚生子的情形，故离婚时詹某向林某追索抚养费，不应予以支持。
|
